陇右兴盛与"丝绸之路"

    一、五凉诸国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迭经战乱，社会经济受到很大破坏；而甘肃河西先后出现的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等政权，由于社会相对比较安定，经济得到持续发展。

    曹魏统一北方，仓慈、皇甫隆等相继守敦煌。仓慈在敦煌注意"抑挫权右、抚恤贫赢，甚得其理"，提高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魏末，皇甫隆在敦煌大力推行先进农耕技术，"教作耧犁，又教行溉，岁终率计，其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使当地生产有了显著发展。仓慈还采取积极护商政策，不仅在敦煌组织与西域商人交易，还发放路凭，护送西城商人东趋关中、洛阳贸易，因而河西商业贸易又得到恢复与发展。

    晋时中原大乱，凉州刺史张轨保守河西，境内比较安定，关陇以东人民避难河西者不绝于途。时长安有"秦川中，血没腕，惟有凉州依柱观"的民谣，说明河西是当时北方未受战乱破坏的地区。另外，张轨时尚有10余万塞外鲜卑人移居河西一带，"务农桑修邻好"，与汉族一起为河西经济繁荣共同作出了贡献。这一时期河西水利亦甚受重视。沙州刺史杨宣在敦煌郡修北府渠15里，并以家粟万刚买石，引甘泉修阴开渠，长 15里，升门垒石，长40步，阔3丈，"堰水溉田，人赖其利"。后太守阴澹又开敦煌城西南阴安渠长7里，"百姓蒙利"。时光禄傅抵等向张轨告京师饥匾，张即遣参军杜勋献马500匹、 布3万匹，说明河西当时畜牧业、手工毛纺业均甚发达。至苻秦时，不仅中原甚至长江流域也向敦煌移民垦种，农业、商业都较前更加发展。后凉时河西一度出现割据混乱局面，姑臧残破，"谷价踊贵，斗值钱五千文。人相食，饥死者十余万口"。但此后不久，由于南凉、西凉、北凉等统治者们较为注意发展生产，河西经济很快又恢复正常。南凉利鹿孤"劝农桑以供军国之用"。西凉李 广田积谷，其建都酒泉时将苻坚移住敦煌的百姓皆徙之于酒泉，分南人5000户置会稽郡，中州人5000户置广夏郡，"余万三千户分置武威、武兴、张掖三郡"。"既迁酒泉，乃敦劝稼穑。群僚以年谷频登，百姓乐业，请勒铭酒泉"。北凉在张掖时就特颁"劝农令"说："戎车屡动，干戈未 ，农失三时之业，百姓户不粒食，可蠲省易谣，专功南亩，明设科条，务尽地利。"后又在敦煌一带大兴水利；迁姑臧之后又恢复了姑臧一带的经济。北凉更注意通商西域，时鄯善王比龙入朝，西域三十六国皆诣蒙逊称臣贡献，并"各诣凉土贩货"。姑臧不仅成了河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当时的国际贸易中心。

    魏晋时期河西的经济繁荣，在地下发掘考古中也可得到证实。公元 1972年至 1973年在嘉峪关市新城公社戈壁滩上发掘清理的魏晋墓葬中，共保存壁画600余幅，大部分反映当时农桑畜牧、屯田营垒、坞壁穹庐、猎戈出行、庖厨宴乐、衣帛器皿等方面的情景。壁画以大量的篇幅描绘了劳动人民从播种到扬场的一整套农业生产过程，有迄今发现最早的耙、耱的形象资料；壁画中还有许多各民族一起采桑、屯垦、放牧的画面。这些都是当时河西社会经济繁荣的生动写照。

    大量资料证明，五凉时期河西儒学及佛教盛行，硕儒高僧辈出，石窟艺术繁荣灿烂。

    西晋之后，今甘肃兰州以东亦先后出现过几个割据政权，如匈奴族人的前赵、羯族的后赵、氏族的前秦，以及甘肃东部武都地区氏人建立的仇池国。在南北朝时期，汉、鲜卑、氐羌、柔然等族互相影响，成为甘肃社会发展历史一个独特的时期，民族继续融合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

    各割据政权由于处于较低的经济文化发展阶段，所以大多从事掠夺性的战争，战争的直接目标除一般财富外，主要是土地和人口。如西秦乞伏乾归攻姚秦略阳、南安、陇西诸郡时，徙2．5万户于宛川桴罕。拓拔魏灭北凉，"徙士民十万余户于平城"。频繁的战争和大规模强迫性移民，一方面造成对社会生产的破坏，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各民族间的融合。这不仅包括民族血统间的融合，更重要的是经济文化的交流。汉族较高的生产技术随着被迫移徙不可避免会传向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区；不少民族割据政权，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也都主动任用汉族硕学名士。

    至南北朝之际，甘肃各兄弟民族由于久已世代杂居，融合程度更进一步深化。到隋唐时，原甘肃境内主要地区纷繁复杂的兄弟民族基本上融为一体。

    二、古代甘肃国际贸易的兴盛时期

    通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间的融合，甘肃的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得到普遍提高。隋唐之际，特别是唐开元天宝间，甘肃成为全国经济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农业、纺织业及黄金生产、水力资源的开发利用等，在全国都具有重要的地位。《资治通鉴》记载，是时"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隋唐之际，我国与西方诸国的贸易交通主要通过陆路，即从国都长安西行，经河西走廊西端敦煌而分道各地。隋统一中国，随着国力强盛和甘肃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西域诸番，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炀帝将巡河右，令裴矩往敦煌。"矩遣使说高昌王 伯雅及伊吾吐设等， 以厚利，导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焉支山，高昌王、伊吾设等及西番胡二十七国谒于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锦 ，焚香奏乐，歌舞喧噪。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这充分表明当时甘肃经济及对外贸易的繁盛。

    至唐代，甘肃的国际贸易地位更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唐初，杨慕仁为凉州总管，"慕仁素习边事，晓羌胡情伪，民夷悦服，自葱岭以东，并入朝贡"。贞观之后，唐囊括葱岭以西，西域各国称臣纳贡向东者不绝于途，河西成为国家对外贸易的重要场所。

    甘肃的对外贸易，实际上远在魏晋时就有不少波斯商人在河西定居经商。当时地中海地区与中国间的丝绸贸易，多为波斯商人居间控制，西方金银币，亦可在河西通用；有些人世居河西，甚至成为中国官员。隋唐以后，大批西域商人进人河西，著名的昭武九姓商人在河西拥有巨大的经济势力。唐肃宗至德二年"河西兵马使盖诞伦与武威九姓商胡安门物等杀节度使周泌，聚众六万"，进行叛乱，说明胡商在河西的政治势力也不可小视。
由于政治环境的安定及外贸发展，唐代中前期河西社会经济生活十分繁荣。唐诗人元稹曾写道："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朴地桑拓稠，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应是真实写照。

    唐安史之乱，吐蕃占有河陇。代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以后，吐蕃先后占有廓州、岷州、秦州、渭州、洮州、兰州、河州、鄯州等地。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后，吐蕃又先后占领凉州、甘州、沙州等地，陇西、河西全部为吐蕃控制。

    吐蕃至松赞干布时虽已发展到奴隶制阶段，但社会经济文化仍远较甘肃地区落后。吐蕃的进占，不能不将其落后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同时带入。"初，吐蕃既得河湟之地。土宇日广，守兵劳弊，以国家始因用胡为边将而致祸，故得河陇之士约五十万人，以为非族类也，无贤愚，莫敢任者，悉以为奴仆"。随着吐蕃军事实力的扩张，"自轮海以东，神鸟、敦煌、张掖、酒泉，东至于金城、会宁，东南至于邽、清水，凡五十郡、六镇十五军，皆唐人子孙，生为戎奴婢，田牧种作，或丛居城落之间，或散得野泽之中"。奴隶制在甘肃的普遍推行，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大中二年（公元848年）张议潮在沙州起义，翌年甘肃东部大部归唐。至大中五年，瓜、沙、伊、甘、肃、兰、鄯、河、岷、廊等州也均已复归唐室。张议潮在河西一带"大兴屯田，水利疏通"，吐蕃带来的普遍的奴隶制逐渐得到改变，"河西创复，犹杂蕃浑，言音不同，羌龙、温木、雷咸慑伏，训以华风，咸至驯良，轨俗一变"，甘肃的社会经济生活又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

    三、石窟艺术辉煌灿烂

    十六国至唐开元天宝之际，甘肃由于社会经济长期比较稳定发展，国际贸易的丝路通畅无阻，佛教文化艺术在统治者的提倡和相对雄厚的物质基础上在甘肃得以迅速发展，佛教石窟艺术在甘肃各地灿若群星，形成我国西北地区最具有特色的文化群落。其中除享有世界声誉的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外，尚有安西榆林窟、酒泉文殊山石窟、武威天梯山石窟、肃南马蹄寺石窟、庆阳北石窟寺、泾川富山石窟等。

    敦煌莫高窟始建于苻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至唐时已达1000余窟。后历经宋、元、明、清代增凿重修，经过近10多个世纪的历史创造和积累，敦煌石窟艺术作为一项综合性的艺术宝库，是人类文化遗产中的一项瑰宝。

    敦煌石窟艺术中的壁画以其高妙绝伦的技艺及深刻的社会历史内容为世人瞩目。敦煌壁画数量甚大，有估计说如统一拼排，平均高度为3米，其总长可达25公里，堪称世界之最。就艺术性而论，敦煌壁画至唐代应最为成熟，不仅色彩富丽绚烂，而且形象生动。菩萨或端庄凝思，或丰硕秀美；飞天或飘然多姿，或衣带当风；本生经变故事，或天堂地狱，山林都市，或祥云神鹿，强盗饿虎。可谓变幻神妙，气象万千。各类人物，或帝王后妃，或外国使节，或供养士女，或贩夫走卒，无不多姿多采，栩栩如生。就社会历史内容论，即使是本生经变故事，也大多浸透着或折射出世俗的盛衰荣辱。西方净土中的笙、萧、笋、笛、羯、鼓、琵琶，若干本生经变故事中耕牛、走马、狩猎、收获，供养人像中服饰、车马、仪从，其它如行医郎中、渡河舟子、牵牛牧童、宰羊屠夫、休眠商旅等等，敦煌壁画天国灵光中笼罩着的是真实的历史社会，具有极为丰富的社会内涵和很高的历史价值。

    敦煌彩塑保存至今约2400余尊，众多佛像、菩萨、天王、力士造像，个性突出，或刚健勇猛，或慈祥尊严，或娇柔透逸，无不渗透着生命的活力，与壁画相映生辉，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此外，于公元 1900年发现封闭在藏经洞中的 3万多卷经卷文书，就时代而言，上起东晋，下迄赵宋；就内容而言，包括佛教、道教、景教、摩尼教的经典及经、史、子、集等文化典籍，内多六朝、唐人写本；文字类别包括汉、藏、回鹘、龟兹、于阗、粟特及梵文等，是一份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

    天水麦积山石窟约与敦煌石窟同一时期始建，现存北魏至清代洞窟 194个，壁画1300余平方米，塑像雕像7000余身。石窟多外木内石，气象宏大，结构巧妙，其中涅槃窟、千佛廓、散花楼、牛儿堂等最为宏伟。散花楼上七佛阁，坐落于距地面50多米的悬崖绝壁，前为巨大的石檐列柱，后为巨大的七佛龛，题称"麦积奇观"，是我国佛教石窟建筑艺术的精品。壁画以北魏晚期规模最大，但富丽生动仍以唐代为佳。雕塑中引人瞩目的是属于隋代13号摩崖造像，坐佛垂足，高达15．28米，左右二菩萨略小，但俱庄严生动，使人望之惊叹。与敦煌不同的是麦积山石窟彩塑中的宋塑仍精美绝伦，如156窟之菩萨及侍女，面貌婉丽秀美，衣饰轻倩飘动。再如 191号摩崖龛中的莲花神像、牛堂的踏牛天王，其制作精妙，气韵生动，亦均不下于唐塑。

    永靖炳灵寺石窟始建于西秦，今存窟龛 183座，壁画 900余平方米，造像776身。炳灵寺石窟处黄河深峡之中，窟上山势奇峻，窟下黄河汹涌，使石窟神秘奇幻的宗教气氛更为浓重。炳灵寺地处黄河津渡，古为军事要地，是汉通吐蕃的必经要地，所以炳灵寺石窟艺术不仅是中印文化的交汇，也是汉藏文化的交汇。炳灵为藏语译音，意为"十万佛所在"。其中 169窟为西秦乞伏炽盘时所开，造像高鼻大眼，颇具西域民族特征。北壁有建弘元年造像题记龛，是至今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石刻题记，造像为鲜卑人着汉服，更使炳灵寺带有我国北方民族融合的特征，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炳灵寺石窟以造像见长，石雕巨像有高达28米，亦有微至25厘米者，其中以唐代造像最为精美。

    以隋唐时期为发展高峰的石窟艺术，是甘肃社会历史及文化发展的一个辉煌灿烂的组成部分。无论它所反映的是甘肃历史上世俗社会的苦难，还是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甘肃人民的伟大创造，今天都值得我们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