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甘肃】魏晋南北朝时期甘肃地区的科技成就
  • 时间:2021-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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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甘肃日报

  甘肃日报特约撰稿人 李清凌

  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甘肃的各民族政权为了巩固其已经占有的地盘,吞并邻邦,实现统一帝国的大业,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建设。在此背景下,以天文历法、医药和建筑为代表的科技在今甘肃地区也得到新的发展,为绚烂的甘肃古代文化增添了光彩。

 

高台县博物馆藏的魏晋彩绘车马出行图壁画砖

敦煌《陶氏本草集注》残卷

  索袭、赵 (fěi)等的天文历法

  索袭,前凉敦煌人,字伟祖。他虚心好学,不应州郡征聘,举孝亷、贤良方正,也以疾辞,一心专攻阴阳之学。他有天文、地理方面的著作十余篇,其文颇多个人见解。前凉张茂统治时期(320—323年),敦煌太守阴淡抱着好奇的态度拜访索袭,双方交谈投机,竟日忘返。辞别后阴淡赞叹说,索先生大德名儒,真值得向他请教。索袭宅不上亩而志存九州,身居尘俗而栖心天外。《晋书·索袭传》作者将他比作战国齐稷下先生,又比作著名隐士和道学家黔娄及庄子,可见其影响之大。死谥玄居先生。

  与索袭同宗的索紞(dǎn),字叔彻,年轻时曾就读于太学,《晋书·索紞传》载他“博综经籍,遂为通儒。明阴阳天文,善术数占候。”就是通晓儒家经典,为儒学通才,又懂阴阳天文,数术占卜,观察天象。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儒者兼天文学家。他和索袭一样,也是只愿投身学术,不愿做官。一次,朝廷任他郎中官职,他预见中原将乱,就选择婉辞归乡。

  北凉时期的天文学家赵于沮渠蒙逊玄始元年(412年)著成《玄始历》。该历以600年为一章,每章置221个闰月,纠正先前因闰数偏多造成的时间差,使历法的置闰更加准确,他的这一历书,被北魏政府采用。《魏书·律历志》记载说:

  (北魏)太祖天兴(398—403年)初,命太史令晁崇修浑仪,以观星象,仍用《景初历》,岁年积久,颇以为疏。世祖平凉土(439年),得赵所修《玄始历》,后谓为密,以代《景初》。

  一部由河西士人所著的历书,被北魏政权所采用,代替了已经流行200多年的旧历。《玄始历》后来传到南朝刘宋,祖冲之参考后,编制《大明历》,391年设144个闰月,使历法的置闰更加精确。由此也见《玄始历》的精密和官方信任度之高。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赵在历史上留名的天文、历法、数学著作,还有《河西甲寅元历》《甲寅元历序》《七曜历数算经》《阴阳历术》《赵算经》等。又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这一时期甘肃其他留名于史的天文历法著作,还有萧梁时期流行的《朔气长历》,为晋安定郡(治所在今甘肃镇原县东南)人皇甫谧所撰。

  皇甫谧及其《针灸甲乙经》

皇甫谧和《针灸甲乙经》

  这一时期甘肃学者在传统医学上最大的贡献,是皇甫谧编撰的《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简称《针灸甲乙经》)。

  皇甫谧(215—282年),字士安,幼名静,自号玄晏先生。他二十岁才开始拜乡人席坦为师,发奋读书,从此勤力不怠。因家贫,曾亲自带经书下地劳动。即使在得重病,半身麻木的情况下,也手不释卷,遂博通典籍百家之言。他立志以终身著述为务,不求仕进。所著诗、赋、诔、颂、论文甚多,又编撰《帝王世纪》《年历》《高士传》《逸士传》《列女传》等史学及《玄晏春秋》等经学著作,是一位学识广博,著述繁多,影响巨大而深远的医药文献学家和史学家、经学家。他的门人挚虞、张轨、牛综、席纯等,也都是晋朝的名臣。张轨还是前凉政权的创建者和第一位国君。

  皇甫谧虽然不是专业的医师,医学造诣却很深。古代治病主要靠验方,积累许多验方自然就会治病。古人将学医看作“忠孝”的标志。皇甫谧说:“夫受先人之体,有八尺之躯,而不知医事,此所谓游魂耳。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针灸甲乙经·序》)《针灸甲乙经》正是在这一思想支配下编成的。这部书既是医学文献的整理,也是一部理论性、实践性很强的针灸学经典。皇甫谧在该书《序》中说:

  按《七略》《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又有《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皆黄帝、岐伯遗事也。三部同归,文多重复,错互非一。甘露中(256—260年),吾病风加苦聋,百日方治。要皆浅近。乃撰集三部,使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至为十二卷。

  这段话将《针灸甲乙经》同《黄帝内经》(包括《针经》《素问》)及《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的关系,《针灸甲乙经》的性质说得很清楚。同时也表达了他编撰此书的另一起因,就是他在曹魏高贵乡公甘露年间得了风痹症,此病折磨他19年。他肢体疼痛,半身麻木,加上耳聋,极为痛苦。用当时流行的药方治疗,效果不佳,他认为那些治病方子,所本医理肤浅,未经过长久的实践检验。因此,皇甫谧以久病之身,下决心整理错乱不堪的黄帝三部医经。

  皇甫谧在条列整理、删削、钩玄、疏证、阐发黄帝三部医经的基础上,从其中着重清理、概括、提炼出一套针灸学名词、概念、病状、治则以及穴位、针刺的理论技巧。《针灸甲乙经》既吸收传统阴阳五行学说的合理成分,又摆脱巫术、方士的迷信束缚,使中医针灸学成为一门实践性、经验性并带有一定科学性的学问和技术。《针灸甲乙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针灸学经典,至今还是中医教学、科研和治疗的重要参考书。

  《针灸甲乙经》以济世救人,忠孝仁慈为信守,但当时也有以医术残害人的卑劣典型。如清人张澍辑录刘昺的《敦煌实录》中记载,当时有一位懂针刺技术的敦煌人名叫张存,张存有一奴仆,受不了张家的奴役,一直设法逃命。张存为防止这个奴仆逃跑,就在晚上“行针缩奴脚。欲使,则针解之”。就是白天让他劳作,晚上又扎针捆束奴脚,使其不能逃跑。

 宫殿、石窟寺等建筑技术

炳灵寺石窟

麦积山石窟

  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有段记载,大意是说:今人每见宫室建筑巧妙壮观,就牵强附会地说是鲁般造的,以致将长安、洛阳的宫观,也往往说是鲁般所造。事实上,据《朝野佥载》记载:鲁般是肃州敦煌(今甘肃敦煌市)人,在世年代无考,只知道他的技艺巧比天工。鲁般曾在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市)造“浮图”即佛塔。又将木头削成鸢状,鸢身上有机关,每击楔三下,就能骑在鸢上飞回家,此事连父母也不知道。后来,鲁般不在家,妻子怀了孕,父母追问缘故,妻子才将实情说出来。父亲感到奇怪,便伺机来到木鸢前,击楔十余下,骑上鸢背,一下飞到了吴会(今江苏苏州市),吴县人以为他是妖怪,就将他杀死。鲁般得到凶讯,便又造一木鸢,飞到吴县,运回父亲遗体。他恨吴人杀父,就在肃州(治所在今甘肃酒泉市)城南造一“木仙人”,仙人的手指向东南方,于是吴地大旱三年。吴人算计这是鲁般所为,就带上价值千金的礼物,多次前来赔罪,鲁般于是砍断木仙人的手,当天吴中大雨。

  《酉阳杂俎》所载,多是鬼怪不经,荒诞无稽之事。其所转录唐人张鷟的《朝野签载》也有同样特点,均非信史。但著者将鲁般的家乡写在敦煌,当有一定的传说依据,至少说明这里当时有许多能工巧匠。魏晋以前国内建寺塔不多,魏晋十六国以后,各地建寺造塔成风,因此,我们从“于凉州造浮图”一句,可以大致判断《朝野佥载》所记这一故事的历史背景,设想当时河西一带有不少土木建筑方面的能工巧匠。

  这一时期,甘肃宫室建筑的技术水平,可以举例概见。

  一是前凉张骏(324—345年)的谦光殿。据清人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前凉录》记载,张骏在姑臧(治今甘肃武威市)建都城,城内修“谦光殿,画以五色,饰以金玉,穷尽珍巧。殿之四面,各起一殿,东曰宜阳青殿 ,以春三月居之;南曰邾日赤殿,夏三月居之;西曰刑政白殿,秋三月居之;北曰玄武黑殿,冬三月居之。其傍皆有直省,内官寺署,一同方色”。如此豪华的建筑,其修建技术肯定是一时之极致。

  北凉沮渠蒙逊玄始元年(412年),沮渠蒙逊仿效后凉国主吕光“缮宫殿,起城门诸观”(《十六国春秋辑补·北凉录》)的做法,大兴土木,备极豪华。北魏河间王元琛为秦州(治所在今天水市)刺史,“造迎风馆于后园,窗户之上,列钱青琐,玉凤衔铃,金龙吐旆,素奈朱李,枝条入檐,妓女楼上坐而摘食”。(《太平广记》卷236)这些宏丽的建筑,豪华的装饰,都是由技艺精湛的工匠修建的。难怪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说:北朝河西为中西文化交汇之所,又为华夏传统文化硕果仅存的几个代表区域之一。北魏平城、洛阳、隋唐大兴城(长安)的修建,都曾受到河西城建文化的影响。

  二是后凉吕光 (386—399年) 时的能工巧匠任射。据张维《十六国史钞》引《凉州记》记载,任射有奇巧。京城姑臧凉风门及白殿岁久倾败,“射运巧致思,土木俱正。”距今1600余年前的工匠,有本领将“岁久倾败”的大殿扶正,那真可谓“奇巧”了。

  三是北魏政治家、陇西人李冲,不仅为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和统一事业作出重大贡献,而且在建筑技术方面也有高超的才能和实际操作本领。当时世族地主普遍鄙视社会生产劳动,甚至连下品官员都鄙视劳动,但出身高门的李冲,虽贵宠一时,却能在负责平城和洛阳“营构之任”时,“旦理文簿,兼营匠制,几案盈积,剞劂在手,终不劳厌也”。据说平城的明堂、圜丘、太庙,“及洛都初基,安处郊兆,新起堂寝,皆资于冲”。(《魏书·李冲传》)作为世族贵胄,而亲自设计、亲手建造两京主要的宫殿,这样的人在当时绝无仅有。

  四是这一时期河西城市建筑的整体水平。如前所述,近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说,北魏平城(今山西大同市)、洛阳、隋唐大兴城(长安)的修建,都曾受到河西城建文化的影响。由此可以想象,在中原战乱,惟河西独安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当时的甘肃在城市建筑方面保有的技术水平。

  这一时期寺院兴建和石窟开凿的形制和技术,源于佛教的盛行。单从建筑技术看,石窟寺适应宗教的需求,将古印度的建筑同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结合起来,形成多样化的技术形式。其一是“支提窟”,它是用中心柱将一个佛窟分隔成前后两室,前室正壁绘塑佛像,左右开凿通道供出入后室,中心柱的侧壁、后壁及四周窟壁上,分别开龛塑像或施绘,供信众礼拜和瞻仰。此类洞窟占地面积小,利用空间大,可以包含很多的绘塑内容。其二是“毗诃罗窟”,它是印度佛教建筑的一种,在一个较大的方窟正壁、左右壁及窟门两侧壁上,开凿许多支窟,供僧人坐禅修炼。每僧一窟。僧人在仅能容身的窟中面壁而坐,有利于排除杂念,集中思虑观向。其三是宫殿式洞窟,更多地采用中国传统宫殿建筑形式,雕梁刻柱,宽敞豪华,适合于做大型佛事活动,是政府和地方高官的选项。天水麦积山石窟第四窟上的七佛阁,就是这样一座宫殿式洞窟。

  这一时期西北在桥梁架设方面的技术水平也挺高。如西秦时,黄河流经今甘肃临夏北大夏河、洮河二河口间的一段,被叫做赤岸或河夹岸。《水经注·河水二》注引《秦州记》记载:“枹罕有河夹岸,岸广四十丈。晋安帝义熙中(405—418年),乞佛(伏)于此河上作飞桥,桥高五十丈,三年乃就。”由此可见,千数百年前的人,能在黄河上架起“飞桥”,工匠具备的架桥技术确是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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