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欣瑶

　　方言，对很多人来说，是家乡的记忆。无论离家多远，只要耳边响起方言，家乡的感觉就会瞬间呈现。

　　而在当下，特别是在城市中，方言裹着人们的乡愁，与人们的生活渐行渐远。

　　在兰州城市学院，一项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甘肃项目的调查研究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这个项目就是为了保护各地方言而生，目的就是记录下现在的方言，为今后的研究、保护提供支持。

　　在设立于这所高校的甘肃方言研究所以及西北方言研究中心里，多年来一直在从事方言、少数民族语言方面的研究和整理工作，一些方言通过文字、音像等多种形式进行了采集，以备研究之用；还有一些濒临消失的少数民族语言，通过研究人员的技术手段，进行了记录和整理。

　　用这里研究人员的话说，保护方言，其实也就是在保护文化发展的脉络。

　　留住文化的“DNA”

　　“方言是文化的‘DNA’，在文化传承中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在各地的核心城区，方言处于濒危状态。”在兰州城市学院，该校副校长、西北方言中心主任莫超这样告诉记者。

　　正是这种濒危状态，让国家和各地的研究人员都在奋力奔走，力求记录保护这些濒危的方言。

　　于是，一项国家层面的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应运而生，我省也加入其中。经过2014年调查论证，2015年的顶层设计和试点。2016年初，这项工程在甘肃正式开始实施。

　　据莫超介绍，甘肃方言大致分为三种：兰银官话、中原官话、西南官话。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甘肃项目中，主要是针对这三种方言的调查和音像采集，并在前期调查的基础上，进行语音转写和口头文化的整理工作，为保存、展示方言提供支撑。

　　这项调查和研究项目由莫超作为首席专家实施，我省多所高校20多名专家参与其中。

　　方言保护，研究人员所做的最基础的工作就是对方言进行忠实的记录。2016年，甘肃项目首批在10个县区展开，工作人员通过遴选出的发音合作人，对方言进行记录。

　　据项目的参与者、甘肃方言研究所所长张建军介绍，甘肃的调查项目与全国各地的调查都在同一个规范指导下进行。每到一处，会根据当地社区的推荐，分别遴选出能够说“地道”方言的老年男子、青年男子、老年女子、青年女子四类人作为记录方言的发音合作人。

　　在记录的过程中，每个发音合作人都会读出规定的1000个单字、1200个词汇，这些词汇也与全国各地的调查字词一样，方便后续的研究。每个发音合作人还会用方言对当地的风俗习惯、故事歌谣等进行讲述，研究人员在整个过程中一一记录，并录音、录像。记录之后，研究人员将把资料以及音频、视频整理成一个资料库，与全国各地的研究结果进行汇总，以便下一步进行全国方言的比对研究。

　　莫超说，“我们在记录的过程中能够发现方言发生的变化，同一个地方，老年、青年的方言都有不同，这就是方言根据不同的环境逐渐演化的过程。我们所做的，就是做一个现代方言的记录者。除了现在的研究和作用，更重要的是在很久之后，我们的后代能够通过现在的记录，还原当时方言的面貌。”

　　这一项目还将继续在我省实施，直到完成全部60多个方言点的调查任务。

　　保护濒危少数民族语言

　　在甘肃，除了各地的方言亟待记录，还有一些濒临消失的少数民族的语言，也急需要进行整理和保护。甘肃方言研究所和西北方言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一直都在致力于濒危少数民族语言的记录与研究。

　　莫超在临夏积石山县的一次走访中，遇到了自己的一个学生，这位30多岁的保安族男子是当地一所学校的校长。在交谈中，莫超发现这个土生土长的积石山人竟然只能听懂保安话，但无法用保安话与人进行交流。而他的孩子，几乎已经听不懂祖辈们的保安话。

　　这一现象引起了莫超等人的关注，如果再不加以保护，保安语这一没有文字的语言也许会在不久的将来彻底消失。

　　经过调研他们发现，在近2万人的保安族人口中，能够说保安话的不足7000人，而且这些人大多集中在60岁到70岁。于是，莫超产生了要为保安语编一本词典的想法。

　　于是，他们在积石山县的大墩村，找到了46岁的保安族人马帮太，请他作为发音合伙人，记录了4000多条常用词汇的保安语发音。在马帮太的带领下，他们来到了保安族人的来源地——青海省同仁县，在与当地语言和保安语的比对中，他们记录了6000多个词语的读音。

　　在接下来的整理中，研究人员将这6000个词的读音全部用国际音标进行了记音。在此之后，莫超和张建军再赴积石山，依旧请马帮太作为发音合伙人，进一步调查核实已经记录的6000多个词语，同时，又记录了5000多个新的词语。

　　为了确保记录的准确性，经过保安族人的推荐，莫超和张建军又找到了一名75岁的保安族老人马福幸，由他对已记录的10000多个词语进行一一复核。经过研究人员的后期整理，这些记录的词都用国际音标进行了记音。也就是说，这10000多个词语，就算民间会说的人越来越少，但是研究人员却保留了它的准确读音。

　　在编纂词典的时候，研究人员考虑到查阅的便利，就把每一个词条都对应了英语的翻译，第一本《保安语常用词汉英词典》就在他们的手上诞生了。

　　除了保安语，莫超还对陇南文县的白马藏族的语言做过研究，同样是把发音合作人的读音用国际音标进行了标注，并形成了《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语言卷》一书。

　　为方言留点空间

　　在方言调查和文献研究的过程中，研究人员发现了很多有趣的现象。

　　同样是父亲的称呼，在西北地区方言中，有些称父亲为“爷”，多数地方则称“大”或者“达”。前者保存了唐代的称谓，后者在明清常用，这些在方言文献中常能找到对应。

　　在对兰银官话的调查中，研究人员发现有些老人将理发师称为“待诏”，通过文献的查阅，莫超等在《红楼梦》和《水浒传》里找到了同样的叫法。而这样一些词汇，现在即使说方言的年轻人也几乎已经不知道其含义了。

　　除了这些，还有一些方言中的词汇，已经在文献中无处可考。研究人员只能通过反复的揣摩，“考”出方言中的本字，如果找不到本字，研究人员尽量找出语音、语义上接近的词来代替。

　　就是这些能看得到，但是已经不清晰的脉络，让莫超他们加快了研究的脚步。

　　近年来，西北方言研究中心先后承担了国家以及省级的课题，完成了《近代汉语方言文献集成(西北方言文献)》《汉语方言数据库(兰州、银川)》《西北方言地图集(甘肃、青海)》等的调查整理工作。在消失之前，记录方言、留住方言，是莫超和他的团队一直以来在做的事情。

　　张建军分析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方言必将趋于弱化，一些方言和文化现象不可避免地会逐渐消失。例如，在甘肃中部农村地区，前些年还大量存在着兼具古代军事、宗教、祭祀、礼仪、娱乐特征的秧歌、社火等民间传统活动，而这些年正在逐渐减少。所以，对于研究者来说，在研究、记录、保存这些濒危语言的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给方言更多的空间。

　　莫超说，在方言的研究过程中，我们能够看到文化发展的脉络，也能够借助方言来进一步研究当地的历史、民俗等。如果没有了方言，我们对地方文化的研究就少了一种重要的途径。我们现在记录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方言，但是要让方言传承下去，需要的是更多的人说方言。

　　莫超和张建军呼吁，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能够兼顾对方言的合理保护。在家中，家长可以与孩子多用方言交流；在学校中，可以编写一些与方言相关的乡土教材；在大学里，开设一些与语言资源相关的选修课。他们认为，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期来说，方言和普通话，以及所学的外语可以兼容，并不会互相影响。

　　他们认为，方言更多地代表一种地域的认同感。留住方言，也就是留住了地域文化发展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