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的地下斗争

    1．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的早期组织及其活动

    "五四"运动以后，许多在外地学习的甘肃藉学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回到家乡开展革命活动，他们中间如榆中的张一悟、临夏的胡廷珍、宁县的王孝锡和崇信的保至善等，以后都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其中回首最早的是张一悟。张一悟曾先后在北京、武昌等地读书，得到李大钊、恽代英的帮助和教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积极投身革命。公元 1922年回到甘肃，先后在兰州、武威等地教书，利用课堂向学生介绍《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观。公元 1924年张一悟参加中国共产党，是甘肃最早的共产党员。

    公元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把自己的部队改称为"国民军"，并在所属各师设立政治部。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根据中共"三大"关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和冯玉祥的要求，于公元1925年夏，从上海、江苏、浙江等地抽调一批共产党员，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到冯玉祥国民军中帮助开展工作。是年10月，冯玉祥部暂编第2师师长刘郁芬代理甘肃督办，共产党员宣侠父、钱 泉等随军来到兰州，与张一悟一起积极着手创建党的组织。

    公元1925年12月，经中共北方区委批准，中共甘肃特别支部在兰州成立。书记张一悟，委员宣侠父、钱 泉，有党、团员共30多人。这个特别支部是甘肃最早的中国共产党组织。特支成立后，围绕建立统一战线，实行国共合作，加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步伐的任务，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宣侠父、钱 泉根据中共北方区委的指示和国民军政治部的安排，参加了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的工作。省党部内成份繁杂，斗争激烈。中共甘肃特支团结、发展国民党左派力量，打击右派势力，相继建立了兰州和部分县的国民党基层组织，为建立甘肃的革命统一战线打开了局面。特支的共产党员还利用国民党员的公开身份和合法地位，在军队、机关、学校发表演讲，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组织出售进步书刊，创办进步刊物，揭露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号召民众组织起来，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积极发展中共党员，壮大党的组织。公元 1926年春，甘肃特支首先发展了兰州一中教员王陶、国民军政治工作人员贾宗周、邱纪民、李印平等一批共产党员。宣侠父还利用在兰州开办政治训练班的机会，招收了一批革命青年加以培养，学习班结束时有28名青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公元1923年，西宁镇守使马麒为扩充势力，掠夺经济，派兵强占了夏河藏民宗教、政治、文化的活动中心拉卜楞寺，迫使五世嘉木样出走，激起藏族同胞强烈反抗。公元1925年，黄正清以拉卜楞寺教区总代表的身份两次赴兰呼吁各界支持。在中共甘肃特支的帮助下，公元1926年春成立了"藏民文化促进会"，宣侠父帮助黄正清起草了《甘边藏民泣诉国人书》，向全社会揭露和控诉马麒的暴行。宣侠父和贾宗周还先后赴甘南草原发动民众，帮助成立了"甘青藏民大同盟"。在各方的不断努力下，终于在公元 1927年春，促成了拉卜楞事件的和平解决，迫使马麒驻军从甘南撤出。

    在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同时，国民党右翼势力及封建余孽却在为篡夺革命果实而四处奔走。对此，中共甘肃特支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公元1927年2月4日，在中共甘肃特支的精心组织下，张一悟、钱 泉等联合国民党左派力量，借在兰州皖江会馆召开国民党员联谊会之机，揭露了以田昆山为首的国民党右派面目，经过民主选举，改组了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共产党员王陶、钱 泉、李印平、邱纪民、韩志惠、阎可选及左派国民党员延国符、丁益三等被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使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共产党员和左派国民党员手中。"皖江会馆事件"后，国民党右派向冯玉祥诬告，挑拨离间。钱 泉、延国符被"押解赴陕"，迫使中共甘肃特别支部停止活动。

    公元 1927年 3月，中共陕甘区委决定重建甘肃党组织，恢复党在甘肃的活动。时逢冯玉祥准备派员调查"皖江会馆事件"，整理甘肃党务。共产党员刘伯坚（时任国民军总政治部主任）经与陕甘区委联系，借机派共产党员胡廷珍、马凌山、保至善、王孝锡以整理甘肃党务的公开身份来甘，建立了中共兰州特别支部（书记胡廷珍）。接着又建立了中共导河特别支部（负责人李印平）、中共平凉特别支部（书记吴天长）。中共兰州特支在帮助国民党整理和发展党务的同时，秘密发展党员，使甘肃的共产党员很快发展到40多人，并在兰州等地相继建立了共青团、青年社和工会、农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促进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发展。

    2．甘肃各地的武装暴动

    公元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公开背叛革命。8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中共陕西省委派出一批共产党员打入陕甘宁各省的地方武装和国民党驻军，从事兵运工作，去"培植革命的军事基础"。

    从公元1932年4月到1933年4月，中国共产党先后在甘肃各地国民党驻军中发动了10多次武装暴动。其中有刘林甫、习仲勋领导的"两当兵暴"，谢子长、焦唯炽、张东皎、王儒林组织领导的"靖远兵暴"，杨林、高鹏飞领导的"西华池兵暴"，共产党员石庆德、卢松轩和进步军官赵丕烈发动的"巉口兵暴"、李艮、李华锋组织领导的"蒿店兵暴"等。

    为适应各地武装暴动蓬勃发展的形势，公元 1932年 11月，中共陕西省委按照中共中央创建陕甘新苏区的决议，派吴鸿宾、王建三到兰州组建首宁青特区委员会。12月，中共甘宁青特委在兰州成立，吴鸿宾任书记，孙作宾任军委书记。特委成立后，把开展武装斗争继续作为甘肃工作的重点，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加强对兵运工作的领导。派共产党员王儒林以"招募专员"的合法身份，前往靖远串联第一次兵暴失败后分散在各地的战士，于公元1933年3月在靖远建立了西北抗日义勇军，队伍发展到三四百人。为了建立以靖远为中心的甘北根据地，以期与陕甘边打成一片，甘宁青特委决定在兰州发动一次较大规模的兵暴。但由于组织不力，4月初，仅由贺晋年等在兰州水北门守军中拉出一个排，在皋兰与抗日义勇军会合后编为一个大队。是月下旬。这个大队被马鸿宾、马步青、马鸿逵组成的"三省联军"，围击于皋兰县红砂现一带，近300名战士英勇牺牲。

    这一时期，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还于公元1932年4月13日，在泾川的凤翔路口发动了"撞关行营附设干部教导队"部分学员的暴动；公元1932年8月，发动了驻天水的陕西警备师学兵连的暴动，但都失败了。
中国共产党在甘肃领导的这些兵暴，由于受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对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缺乏正确估计，对全国革命的不平衡性认识不足。在行动上存在盲动主义，在组织上搞关门主义，加之缺乏城乡工作的配合和广大群众的有力支持，形成孤军作战，所以大都失败了。但这些活动播下了革命的火种，锻炼出了一大批军事、政治骨干，推动了西北地区革命运动的深人发展，其作用和影响远远超过了兵暴的目的和范围。

    3．国民党政府"清共"及共产党人的斗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冯玉祥与汪精卫、蒋介石分别在郑州、徐州举行会议，公开主张"宁汉合作"，共同反共。接着，冯所部刘郁芬下令解散国民联军中的共产党组织，并成立"甘肃省清党委员会"，极力侦破中共党组织，搜捕迫害共产党员，禁止出版和销售进步书刊，并向各县发出"缉查"、"肃清"、"防范"共产党的"训令"。省城内外一片白色恐怖。

    面对日益恶化的形势，甘肃的中共党组织和共产党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张一悟召集兰州地区的共产党员开会决定，已经暴露身份的党员凡能离开的立即转移。离开兰州的共产党员钱 泉后来领导了江阴暴动，张一悟参加了渭华暴动，王孝锡、胡廷珍分别到陇东、河州建立中共党的地方组织。王孝锡回到家乡宁县太昌镇，与王彦圣、王之经以及从平凉来的任鼎昌等一起创建了中共宁县特支。以后又扩大成太昌临时区委，下设3个支部。同时整顿了青年社，组织读书会，向青年宣传共产主义，积极开展农民运动。后来，王孝锡、任鼎昌先后被捕牺牲，胡廷珍被迫出走新疆。

    在刘郁芬疯狂"清共"之时，为了坚持斗争，共产党员张德生、梁干丞于公元1933年5月奉命来兰参加甘宁青特委的领导，梁干丞任军委书记，实际负责特委全面工作，张德生负责组织工作。经葛霁云介绍，梁干丞在杜汉三兼任队长的新一军教导队任政治教官，以其合法身份作掩护，领导特委巧妙地开展斗争。1933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党组织遭破坏，省委书记袁岳栋和省委成员杜衡被捕叛变，并供出了甘宁青特委机关驻地和主要负责人。8月初，甘宁青特委的活动据点兰州"菜根香"酱园被查抄，梁干丞和谢冠军被捕遭杀害，张德生、常黎夫等被迫转移。至此，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白区的斗争，再次落人低潮。

    二、陕甘边武装斗争

    1．南梁游击队

    上地革命战争时期，位于甘肃华池县、合水县和陕西志丹县、甘泉县边界的乔山山脉中段，有一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为后来的中国革命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公元 1929年底，共产党员刘志丹在领导"渭华暴动"失败后来到陕甘交界的子午岭地区。时陕甘大旱，地方军阀强敛财物，饥民揭竿奋起反抗。刘志丹一方面继续开展兵运工作，一方面对杨培胜以合水县平定川为立足点的农民武装、赵连壁以贾家沟圈为据点的农民武装、贾生财以合水县蒿嘴民团团总身份拉起的武装进行争取和改造。公元 1931年 9月，刘志丹、马锡五等将这三支队伍聚集在合水县的倒水湾，主持建立了甘肃第一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亦称陕甘边游击队）。游击队建立后，在子午岭山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北上二将川，消灭驻军张廷芝部的一个骑兵连。取得了建队后的第一个胜利。不久，陕北游击支队来到华池县林镇庙，与南梁游击队会合。公元 1932年 1月，两支游击队在正宁县柴桥子村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2月，部队移驻正宁县三嘉塬，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

    陕甘游击队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了陕甘革命斗争的发展，并取得了一系列游击战争的胜利。游击队所到之处，放手发动群众，组织贫农团、赤卫军，没收地主豪绅的粮食、土地、牲畜等分给贫苦农民，深得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游击队的影响也在迅速扩大。公元 1932年 3月 22日，正宁县的寺村塬、湫头、五顷塬、南邑、徐家庄等72村，在游击队总指挥部和队党委的领导下，召开了农民代表大会，建立了甘肃第一个苏维埃临时政权--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亦称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及其领导的赤卫军总指挥部，李杰夫任主席，杜兴邦任赤卫军总指挥。这是陕甘边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一次可贵尝试。

    正宁根据地建立后，成为陕甘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的依托游击队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为时不久，由于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队伍被调到远离根据地的平原地区大规模作战，失去依托，在敌人优势兵力的进攻下，韩城一战，损失过半；向陕甘边转移时，复遭阻截，又遭重大伤亡。正宁根据地、渭北根据地也先后遭到严重破坏。在此情况下，公元 1932年10月中旬，谢子长、刘志丹在平正川召开党委扩大会，决定陕甘游击队分兵四路开展游击活动，筹集经费物资，保存革命力量，发展人民武装。经过一段努力，12月上旬各路游击队又在合水县黑慕塬集中。

    2．红2团与建立根据地

    公元1932年12月18日，陕甘游击队奉命开到陕西省宜君县的杨家店子。杜衡以中共中央北方局特派员、陕西省委书记的身份来到陕甘游击队．宣布了省委关于成立中国工农红军26军及改陕甘游击队为红26军第2团的决定，并以莫须有的罪名撤销了刘志丹、谢子长等人的职务。24日，在宜君县转角镇举行改编仪式，杜衡任军政委兼2团政委，王世泰任团长。红2团成立后，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积极创建了以陕西耀县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并于3月8日成立了中共陕甘边特委，以加强统一领导和根据地建设。4月，在照金又召开了边区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后改为陕甘边区工农民主政府），周冬至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此后，根据地相继成立了5个乡级革命委员会，建立农会20多个，苏区扩大到2500多平方公里。在此前后，由于党和红军活动的影响，陇东不少农民揭竿而起，组织武装，打倒土豪，其中许多农民武装后来找到共产党，成为革命军队中的重要力量。如公元1933年春，何炳正率10余人，杀了催粮要款的正宁民团团丁 12人，缴获其武器，投到红 26军，受命成立起平子游击队，在斗争中不断壮大，在参加"半坡暴动"后，改编为陕甘工农红军第三路游击队正宁第四支队。

    面对照金根据地的建立、扩大和革命武装的发展，国民党政府驻军和地方民团加紧了对苏区的"围剿"。先后调集4个正规团和6个县的民团，向根据地进犯。在严峻的形势下，杜衡强令红2团放弃照金根据地，于公元1933年5月29日孤军南下渭华，结果行至陕西蓝田县张家坪，遭强敌包围，鏖战数日，全团覆没。在红2团南下后，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根据陕西省委指示，于公元1933年6月24日将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26军4团，8月14日，又决定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指挥部，继续坚持根据地斗争。但不久即遭到国民党政府军和民团共6000余人的"围剿"。10月16日，照金根据地的中心薛家寨失守，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牺牲，陕甘边特委工作停顿，红军临时指挥部向陇东转移。

    公元1933年11月3日至5日，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会议，全面总结了照金根据地陷落和红2因失败的经验教训，决定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红26军42师，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根据地。 11月8日，红42师在甘肃合水县莲花寺正式成立，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辖红3团、红4团共500余人。同时建立了红42师党委，杨森任书记。从此，陕甘边的革命斗争进人了一个新的阶段。

    3．南梁政府

    包家寨会议之后，红42师党委先后派张策、习仲勋来到南梁地区，进行创建根据地的准备工作。公元 1934年 2月 25日，红 42师党委在南梁堡小河沟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当选为主席。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领导游击队在根据地坚持斗争，掩护群众，打击敌人，主力红军转移外线作战，很快粉碎了国民党政府发动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基本形成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5月28日，红42师党委在南梁寨子湾召开会议，决定恢复中共陕甘边特委工作，张秀山任书记。同时决定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刘志丹任主席，主持和统一领导陕甘边的军事工作。红42师改由杨森任师长。在中共陕甘边特委的领导下，南梁根据地进人了政权建设、扩大红军、深入进行土地革命的大发展时期。9月，红1团成立。10月，陕甘边红军干部学校在南梁创办，并恢复了红 2团的建制。10月 20日，地方武装郭宝珊营起义，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使红42师发展到 5个正规团。各县游击队发展到 1500余人。

    公元 1934年 11月 4日至 6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亦称南梁政府，习仲勋任主席）、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和陕甘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朱志清任总指挥），并通过了关于政治、土地、军事、财政、粮食等决议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设立了精干的办事机构，还成立了陕甘边区银行，发行苏维埃布币。特委创办了党内刊物《布尔塞维克的生活》，边区政府创办了机关刊物《红色西北》。陕甘苏区的根据地建设也有了很大发展。先后成立了华池、赤安、庆北、合水等县苏维埃政府和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建立了广大乡村苏维埃政权和各级群众组织。土地革命也在根据地蓬勃开展起来。

    为了统一领导陕甘和陕北党、政、军各级组织，公元1935年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陕北安定周家检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当时，蒋介石调集5个正规师，正向陕甘、陕北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围剿"。苏区广大军民在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统一领导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经过4个月的艰苦战斗，毙伤俘敌6000余人，缴获战马300余匹，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还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塞、安定、保安、靖边6座县城，使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北至长城，南到淳耀，东临黄河、西达环江，辖陕、甘20余县，人口逾百万的苏区。

    是年8月，国民党政府又对陕甘、陕北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正值此时，中国工农红军25军长征到达陕甘，与红26、27军会师，并在延川县永坪镇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建立陕甘晋省委，统一领导边区各级组织和反"围剿"斗争。

    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是时，陕甘边根据地正面临着严重危机。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军正进行空前规模的"围剿"；另一方面，陕甘晋省委主要领导积极推行错误的"肃反"路线，包括刘志丹、习仲勋在内的陕甘根据地县以上和红26军营以上干部全部被抓，其中200多人被错杀。党中央采取紧急措施，立即释放被关押的人员，并粉碎了敌军的"围剿"，挽救了这块根据地。11月，党中央又决定撤销陕甘晋省委，分别成立陕甘省、陕北省和关中、神府两个特区，并将甘肃的新正、新宁两县划归关中特区领导。公元1936年5月，陕甘省又改为陕甘宁省，成立了中共陕甘宁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李富春任省委书记，马锡五任省政府主席，并将省党政机关由吴旗镇迁至环县河连湾。

    三、陇东解放区

    公元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将原陕甘宁省划分为庆环分区和三边分区。公元 1940年初成立陇东分区，并将庆环分区并入陇东分区，下辖甘肃境内的庆阳、合水、镇原、曲子、环县、华池共 6个县（正宁、宁县于 1949年 6月划归陇东分区），形成了陇东解放区的基本格局。在陇东分区成立的同时，成立了中共陇东分区特别委员会（后改为陇东地委），马文瑞任书记。

    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在表面上承认陇东解放区的合法地位，实际上却派重兵包围。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蚕食和经济封锁，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陇东解放区军民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工作。

    在民主建政方面，根据边区政府颁布的《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以"普遍、直接、平等、自由"的选举原则，实行了群众直接进行的民主选举，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空前的政治热情。曲子、环县、新正、新宁等县民主选举中参加投票的选民占 80％到 90％。公元 1941年 5月 1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又颁布了边区施政纲领，提出了著名的。三三制"原则，即规定在政权建设中，中共党员、非党进步分子、中间派人士各占三分之一。依照"五一"施政纲领，陇东解放区开展了第二次普选，成立了有抗日各阶层、各党派人士参加的参议会。

    为了克服经济上的困难，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早在公元1938年，大生产运动就在陇东解放区逐步发展。公元 1941年，解放区各级政府向农民大力宣传了以自愿为原则的劳动合作政策，组织变工队、互助组，开展劳动竞赛，帮助农民解决生产困难，改革旧的耕作制度，取得了显著成效。公元 1943年实现粮食自给有余。解放区各县政府的开支，部队的给养、办公用品和装备，做到了大部和部分自给。在大生产运动中还涌现出了如王存红、张振财、刘志仁、孙万福等一批劳动英雄。

    在此同时，公元 1942年 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陆续颁布了《关于彻底实行减租的指示》及《租佃条例草案》。到公元 1943年前后，解放区的减租运动达到高潮，农民得到极大的经济利益。仅庆阳、环县、合水3县，减租土地即达228万多亩，合计减租9．3833万石。公元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陇东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进一步开展，巩固和发展了农村经济，为迎接人民军队的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

    当时的陇东解放区内土匪恶霸较多，其中多为政治土匪。他们打家劫舍，烧杀奸淫，破坏各种革命组织，绑架暗杀工作人员，颠覆民主政权，给解放区的建设造成了极大危害。为了肃清匪患，解放区党政军民对大股土匪采取了军事上严厉打击、政治上争取瓦解、经济上断绝财源的方针，到公元 1943年下半年，活动猖獗的几股土匪基本肃清，社会秩序出现了安定局面。

    解放区人民为了争取战争的胜利，以极大地热情投人修筑工事、抬运伤员、运送弹药、转运粮秣、提供装备等支前工作，并组织自卫军，配合部队作战。从公元 1943年到 1945年，仅环县人民就为八路军捐献鞋2万多双，羊900多只，柴禾30多万斤。庆阳县在一次为八路军募集慰问品的活动中，几天之内募集到的慰问品价值达100万元（边币）以上。解放区人民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全力以赴支援抗日战争，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国民党政府从对陇东解放区承认之日起，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对她的颠覆和蚕食活动。公元1938年底至1940年上半年，国民党政府军 165师及庆阳各县保安队在陇东解放区制造反共摩擦事件达70余次。封锁粮食等物资进入边区，袭击八路军采购人员，武装侵占了新正、新宁、镇原等县的县城及广大乡村，形成抗战以来第一次反共高潮。从公元 1940年下半年开始，又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包围陕甘宁地区的兵力增加到50余万人，形成了西起宁夏、南沿泾水、东迄黄河、北到长城共3个封锁带，5道封锁线，妄图断绝陕甘宁边区和外界的一切往来，困死、饿死边区军民。公元 1943年，又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叫嚣"解散共产党"、"消灭八路军"、"取消陕甘宁边区"，在加紧经济封锁的同时，调集60万兵力，准备突袭陕甘宁边区。陇东解放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同仇敌汽，不断取得反摩擦斗争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政府军发动的一次又一次反共围攻。

    公元 1949年 7月 26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将陇东地委改为中共庆阳地方委员会，书记为王秉祥；陇东军分区改为庆阳军分区，刘明山任司令员，王秉祥任政委。28日，又改陇东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为庆阳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任命李培福为专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