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宏强

　　“如果文物会写诗”丛书是甘肃教育出版社与历史学者、诗人邢耀龙共同策划、精心打造的一套历史文化普及读物。《如果文物会写诗：博物馆里的甘肃历史》是丛书第一部。本书以60件文物为切入点，按照文物时间顺序排列，作者赋予文物以历史的温度和丰富的情感，用诗歌与散文交织的方式，让沉睡的文物“开口说话”，讲述经历。这种创作方式本身就是一个隐喻——当我们赋予文物情感与声音，历史便不再是教科书上的年表，而是变成了一部充满温度的史诗。

　　作者告诉我们，甘肃历史是一部不断进步的史诗——彩陶文化、青铜文明、丝绸之路……历史长河中，每件文物都闪耀着人类智慧的光芒。我们从中认识到，文明的进步从来不是一条直线式的光荣之路，而是梦想与幻灭、辉煌与创伤交织的复杂过程。

　　书中对铜奔马的书写尤为精彩。这件东汉青铜器被称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汉代冶铸工艺的巅峰”。在邢耀龙的笔下，铜奔马突然超越了这些头衔：“青铜熔化/那是奔腾的汗血……我携着汉家天子的梦/在丝绸之路上奔走/也在时间里凝结。”作者没有停留在对文物外形的描摹，而是直接进入铜马的“内心世界”，让它“讲述”自己见证过的历史瞬间。这种拟人化的处理不是简单的文学修辞，而是一种历史认知方式的转换——当我们不再将文物视为“物”，而是视为历史亲历者时，我们仿佛穿越千年，置身于当时的历史天空，感受历史变迁。

　　作者对彩陶的书写令人耳目一新。考古学家关注的是陶器的形制、纹饰、分期，而他看到的却是名为彩陶的“我”，“我一出生，就是一个失语者/得到的则是更漫长的生命……”这种诗性解读提醒我们，这些陶器不仅是考古学文化的标志物，更是远古人类情感与宇宙观的载体。当一件彩陶从“马家窑文化类型Ⅲ式”变成陶罐里装着五千年前的星空，每一道波纹都是先民对河流的思念时，当我们明白“陶器和人类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时，历史突然变得可触可感。

　　书中对佛教造像的阐释展现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佛教艺术的地域特色。在他笔下，天梯山石窟的佛像，“我被设计成一个容器，用来承载/河西走廊的性格/东西方涌来的思想……”作者非常明确地指出，佛教艺术辗转经丝绸之路传到了河西走廊，才有了莫高窟、文殊山石窟、马蹄寺石窟和天梯山石窟等艺术。更难得的是，诗人揭示了造像背后人的因素——工匠手上的凿痕、供养人心中的祈愿。

　　本书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对普通文物的关注。作者不仅书写那些镇馆之宝，更为大量“平凡”文物发声。一枚汉简在他笔下成为边塞士卒的内心独白：“敦煌是看守我的纤夫/我身上的勒痕/那是船头缆绳写下的史书……等待有人能从纵横交错里/读出我的喜怒忧思悲恐惊。”字里行间，我们仿佛看到，木简上的字迹被风沙模糊，就像母亲的眼睛看不清儿子的归期，诚如作者所言：“汉简带我们走进的是一个微观的丝绸之路。”这些诗句揭示了历史的真相——文明交流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生活方式；历史变革不是教科书上的大事件，而是无数普通人的日常选择。

　　作者的写作具有强烈的空间意识。他笔下的文物不是孤立的物品，而是与甘肃的地理环境紧密相连。黄河、祁连山、河西走廊不仅是故事背景，更是参与历史塑造的重要角色。这种空间视角的引入，打破了传统历史书写中“时间压倒空间”的倾向，让读者感受到甘肃历史的立体性。当诗人写到“高原、西域、草原、中原/这是他们捡拾的拼图/历史仿佛是乐僔手中的凿/承载华夏族的土地，终于被雕刻成一块方碑”时，我们突然理解了甘肃的文化为何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因为它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的地理肌理之中。

　　本书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创造了一种新的历史书写范式。作者用诗人的敏感捕捉文物中凝固的情感瞬间，用历史学者的严谨确保想象的边界，用甘肃本土文人的情怀连接古今。这种跨界写作不仅为专业研究者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更为普通读者打开了一扇通往历史现场的神秘之门。当合上这本书时，那些曾经在博物馆中匆匆掠过的文物，突然变得生动起来——它们不仅是展柜里的展品，更是等待与我们对话的历史见证者。

　　本书启示我们，真正的历史理解不仅需要科学的考古研究，还需要诗性的想象力。只有当我们学会用心灵去观看文物时，那些陶罐上的纹饰才会流动，铜马的眼睛才会转动，塑像的微笑才会变得生动。历史不是已经完结的过去，而是等待被重新讲述的永恒当下。正如书中所言：“历史上的那些古人经历过的诸多选择，都将成为我们作选择时的参考答案。当你面对当下手足无措，不妨回头看看，历史总会给你一个回应。”

　　（《如果文物会写诗：博物馆里的甘肃历史》，邢耀龙著，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