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超

　　作为典型的中国本土学问，伏羲学研究的发展经验为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宝贵参照。通过对“伏羲”这类标志性文化符号的接续研究，中国学术在文明起源、哲学思维、价值理念等根本问题上，逐步构建起区别于西方知识体系、具有自身文化特色的解释框架。这种植根于文化自觉与理论自信的探索，正在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近代转型：西学东渐中的本土自觉

　　伏羲学的近代转型始于二十世纪初，与中国学术现代性追求及民族意识觉醒紧密相连。传统学术视域中的“伏羲”，长期笼罩于圣王史观与谶纬思想之下。西方人类学、神话学等学科的传入，促使中国学者以新视角重审伏羲传说，开启了研究的现代化进程。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破天荒提出“截断众流”，将伏羲等一干传说人物排除在“信史”之外。这种“疑古”立场，虽然看似消解了伏羲的历史合法性，却为相关神话学、民俗学研究开辟了新途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倡导，也推动了人们对伏羲传说的理性审视，避免了盲目崇古的倾向。他与顾颉刚等人发起的“古史辨”运动，客观上促进了伏羲学从经学附庸走向独立学术领域。由此，伏羲学呈现出多元发展态势，并逐渐触及中华民族起源、文化认同等根本性问题。诸如，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唯物史观剖析伏羲传说所反映的社会形态。历史学家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通过比较不同地域伏羲传说的变异，构建了传说流变的“文化圈”理论。民族学家凌纯声在湘西记录了苗瑶族群对“盘瓠”（伏羲类形象）的祭祀仪式和口传史诗。考古学家李济尝试将甲骨文符号与伏羲画卦传说相联系。此时的中国学人已开始有意识地突破西方学术范式，力求建立基于中国材料的自主研究方法。闻一多所著《伏羲考》是近代伏羲学研究的里程碑之作。他运用比较神话学方法，系统剖析伏羲、女娲的“人首蛇身”形象与“兄妹婚配”传说，并揭示其与洪水神话的内在联系。他又通过广泛征引中外文献，指出伏羲传说与西南少数民族创世神话的相似性，印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为后世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学科建设：多元融合下的体系构建

　　新中国成立后，伏羲学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聚焦伏羲神话反映的原始社会形态与人类认知规律，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旨趣，为其科学化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后，伏羲学迎来了全面繁荣。1988年，甘肃天水恢复公祭伏羲大典，标志着伏羲文化得到广泛认可。其后的学术研究呈现三大趋势：一是考古发现为伏羲学注入新活力。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的蚌塑龙虎图案，被部分学者视为早期伏羲崇拜的印记；甘肃大地湾遗址为探索伏羲传说与渭河流域古文化的关联提供线索；湖南洪江高庙遗址的八角星纹饰，被解读为八卦的原始形态。考古材料虽不能直接证实伏羲其人，却为理解其传说生成的文化背景提供了关键参照。二是跨学科研究成为新时期显著特征。哲学界深挖八卦蕴含的朴素辩证法与宇宙观；天文学者探索“仰观天文”传统与八卦起源的关联；数学史专家关注“作算数”传说与中国古代数学源流；医学界从“制九针”记载溯源针灸疗法。这种交叉融合不仅丰富了伏羲学内涵，更加彰显出中国学术的整体性思维。三是地方性文化研究兴起。西南少数民族的伏羲类神话（如苗族“姜央”、彝族“支格阿龙”）得到系统整理，揭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港澳台及海外华人社区的伏羲文化传播进入研究视野，凸显其作为文化符号的凝聚力；天水师范学院伏羲文化产业研究院、淮阳伏羲文化研究会等一大批机构的成立，为学科持续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此外，国际汉学界对伏羲文化兴趣日增。欧美、日韩学者从比较神话学、文化人类学等视角贡献见解；中国学者也日渐活跃于世界神话学大会、国际易学研讨会等平台。双向交流既促进了伏羲学的创新发展，也推动了中国学术话语的全球传播。

　　当代使命：对文明根脉的赓续创新

　　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水市视察时指出，伏羲庙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要将这份宝贵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好，让祖先的智慧和创造永励后人，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当代伏羲学研究面临三大转向：一是从纯学术考据转向价值挖掘，注重阐发伏羲文化中的创新精神、和谐观念、实践品格等当代价值；二是从分散研究转向系统建构，推动形成中国特色的伏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是从书斋研究转向社会实践，促进学术成果向文化传承、社会教育转化。从方法论来看，伏羲学研究已形成文献考据、考古实证、田野调查与跨学科相结合的综合路径，体现了中国学术注重整体与辩证思维的特色。有别于西方神话研究的分析性取向，中国学者更关注伏羲传说与历史文化、哲学思想、科技传统的有机联系。从知识体系来看，伏羲学已整合神话学、考古学、哲学、天文学等多学科智慧，构建起以伏羲文化为核心、辐射中华文明诸多领域的阐释系统：从八卦到《周易》的哲学演进，从结绳记事到文字发明的知识传承，从原始信仰到伦理体系的文化积淀。这种基于中国文化内在逻辑的有机整合，为理解中华文明连续性提供了密钥。

　　面向未来，伏羲学研究须在四个方面持续深化：一要加强基础文献的数字化整理与跨学科解读；二要推进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三要完善学科理论框架与方法论体系；四要扩大国际学术交流与民间文化传播。在此基础上，可考虑将伏羲学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国家重大项目，使其更好地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贡献独特而深厚的文明力量。

　　作者单位：上海工程技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