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的“凉州文化”
  • 时间:2021-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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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甘肃日报
莫高窟初唐第323窟北壁——张骞出使西域图
万国博览会图——隋炀帝会见西域使臣
铜奔马
祁连雪山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

  甘肃日报特约撰稿人 黎树科

  两千多年前,一位名叫张骞的使者,穿越河西走廊,历经千难万险,完成了“凿空之旅”。此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派霍去病出击匈奴,进占河西走廊,“列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置两关(玉门关、阳关)”,打通了中原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隘、战略通道,开通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在这条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的古丝绸之路上,伴着悠悠驼铃声,沿着道道车辙印,使节、商队、旅者川流不息,丝绸、瓷器、香料络绎于途,打开了各国友好交往的新窗口,书写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新篇章。

  丝绸之路与凉州文化

  西汉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汉武帝为彻底解除北方匈奴造成的危害,决定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远在西域的大月氏人共同夹击匈奴。张骞从长安出发,穿越河西走廊,历经千难万险,完成了“凿空之旅”。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采纳张骞建议,派少年将军霍去病出兵河西,大败匈奴浑邪王、休屠王部,尽占河西走廊,“列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置两关(玉门关、阳关)”,打通了中原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隘、战略通道。

  此后,一条东起长安,经河西走廊,然后沿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缘的商路,连接起了通往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的中西交通大动脉。此后,中亚、西亚等地的葡萄、核桃、胡萝卜、胡椒、胡豆等物产和佛教、音乐、绘画、雕塑等宗教、艺术,随着这条通道的繁荣和畅通传入中国,大大丰富了中国及东亚地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国的丝绸、瓷器、铁器、金银器和手工艺品、特别是四大发明中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等商品和技术通过这条通道源源不断传入中亚、西亚、欧洲,推动了整个世界的发展。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将这条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陆上交通道路称之为“丝绸之路”。

  地处青藏高原、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和塔里木盆地结合地带的河西走廊,境内祁连山丰厚的永久积雪和史前冰川覆盖,为河西绿洲和耕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源头活水,自汉代以来“河西畜牧为天下饶”之誉已广为流传,孕育了独特的走廊文明。河西走廊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优势和便捷的交通条件,汉唐时期成为东接中华文明发源地黄河中下游地区,西接西域,承东启西的名副其实的东西交通走廊,是古丝绸之路的交通咽喉,被誉为丝绸之路黄金段。自汉武帝在河西设四郡以来,历代王朝都在这里设郡置府。汉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设凉州刺史部,其核心地带就是今天的河西走廊,凉州之名自此始。三国时置凉州,治姑臧(今武威),十六国时期,凉州成为当时具有全国意义上的三大据点之一。

  史学家、文学家、地理学家在论述历史上的凉州时,大都指整个河西地区和西部边塞一带。而这一带正处于我国古代中原、蒙古、青藏文化圈的交汇地带,也是中原文化、西域文化有效辐射的区域。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河西走廊犹如一条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运河,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商贸文明在这里交汇融合,东西方文明在这里兼容激荡,各民族文化在这里荟萃杂糅,汇成了气象恢宏的凉州文化,辐射出巨大的文化能量,深刻影响了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凉州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它不仅仅是地理轮廓范围内的区域性文化,更是吸纳传导东西方文明重要成果的枢纽型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多民族交流交融的凉州文化

  历史上的河西地区,一直是多民族融合发展的大舞台。秦汉时期,氐羌、乌孙、月氏、匈奴相继崛起,成为河西最早的开发者和建设者。匈奴人修筑的姑臧城,便是今天凉州城最早的雏形。十六国时期,河西民族融合的趋势十分明显,氐、羌、鲜卑、卢水胡等民族纷纷进入河西地区,形成了多民族错居杂处的格局。五凉政权中的后凉、南凉、北凉分别由少数民族氐族、鲜卑族、匈奴族所建立。前凉在西域设高昌郡,首次将郡县制完整地推行到新疆地区,这对于加强和巩固多民族国家统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各民族在共同参与北方地区社会生活的过程中相互联系、相互学习,相互吸纳文化精华,使民族间的差异性逐渐减小,对河西地区及西域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隋唐时,突厥、吐谷浑、吐蕃先后在河西地区崛起,唐太宗将宗室女弘化公主下嫁吐谷浑可汗,谱写了中华民族团结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盛唐时凉州成为多民族聚居的国际大都市,曾有“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的繁华景象。唐后期吐蕃乘机占领河西,吐蕃文化和藏传佛教随之传入。此后,吐蕃、回鹘、党项族在河西展开了争夺,最终由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政权占据河西。凉州作为西夏辅郡,便利的交通为各民族交流融合创造了条件。党项族在继承唐、宋文化成就的同时,融汇吐蕃、回鹘、契丹等民族的文化元素,创制和使用西夏文,推崇儒学,笃信佛教,形成了别具特色的西夏文化。武威发现的西夏碑、西夏文佛经、历日、契约等珍贵文物,融汇了党项、藏、汉、回鹘等各个民族的文化特色,民族成分的多元性也成为武威西夏文化的特点之一。元代,西凉王阔端与西藏宗教领袖萨班举行“凉州会盟”,成为民族融合的典范。武威境内遗存的回鹘文高昌王碑、蒙古文西宁王碑及藏文写经、梵文写经等,都是凉州成为多民族文化融合大家庭的见证。在多民族融合中形成的具有鲜明地域特色、民族特色、宗教特色的凉州文化,最终汇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元明清时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河西地区在交通、商贸经济上的重要性大大下降,商贸交流无法达到隋唐繁荣景象,凉州文化的影响力也随之弱化,仅在明清时期出现了文化教育繁盛、文风浓厚的短暂局面。

  古丝绸之路是人类文明交流交融的大动脉,在这条道路上处处留存着古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交流互鉴的痕迹,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

  凉州文化是古丝绸之路上多元文明交融互鉴的结晶,是中华文明历经千年不断融会贯通的典范。站在“一带一路”建设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入挖掘凉州文化所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更好展示其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时代价值,推动凉州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充分释放其所承载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文化力量,弘扬凉州文化,讲好丝路故事,坚定文化自信,践行“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

  凉州文化见证丝绸之路的繁荣兴盛

  自汉武帝在河西设郡置县以来,通过移民实边、屯垦经营,中原先进文化、生产技术等随之传入河西地区,使河西原有文明产生根本性变化,中原文化成为河西的主流文化。武威汉墓出土的《仪礼简》《王杖简》《医药简》以及居延、敦煌汉简中的历谱、日书、《苍颉篇》《急就章》等残篇,充分反映了儒家思想文化和伦理道德迅速在河西得以普及推广的事实。此外,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域和中原交往频繁,河西地区出现了“胡商贩客,日款塞下”“使者相望于道”的盛况,东汉河西就有“时天下扰乱,惟河西独安,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的繁荣景象。来自中原和西域丰富的物产源源不断地通过丝绸之路在河西中转,凉州已成为丝路贸易的集散中心。两汉时期对河西地区的经营和丝路贸易的畅通,使河西地区在经济文化上与内地呈现出一致性的局面,逐渐与内地融为一体。东汉初期,武威太守任延 “造立校官,自掾吏子孙,皆令诣学受业,郡遂有儒雅之士”,魏明帝初年,“丧乱弥久”的河西“立学明行”,出现“风化大行,百姓归心焉”的局面。河西地区在两汉时期经济的发达、丝绸之路的畅通、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以及内地人口的移入,加快了凉州文化发展进程,使河西地区成为中原一体同根的文化区域。

  十六国时期,中原大乱,经济严重破坏,文化低迷萎缩。五凉统治下的河西地区孤悬西北一隅,受战乱波及较少,社会秩序相对安定,经济发展,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一片乐土。“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唯凉土耳”,中原士人“日月相继”前来避难,中原文化“也随之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同时,五凉统治者崇文好古,优礼士人,注重文教,使得河西地区文士云集,学术繁荣。中原文化、西域文化、游牧文化在这里保存传承、交流融合,呈现出文化兴盛、百花齐放的景象,出现了河西历史上空前的文化高峰,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独具一格的五凉文化。当时整个北方文化零落荒芜,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五凉时期文化昌明繁荣,河西地区成为当时北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具有全国意义上的三大据点之一”。

  五凉时期,河西地处东学西渐和西学东渐的文化地理位置,避居河西的中原士人和本土学人继承儒学传统,辛勤耕耘,不倦于学,著书立说,促进了河西文化学术的发展进步。这一时期河西学者撰有三十余种学术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十三种。曾经风靡中原的《人物志》由刘昞作注保存于河西。记述河西史地的不少著述为后世史家引述采用,天文历法方面成就由河西传入内地。在建筑方面,前凉在营建姑臧城时,一改传统的宫南市北布局,创造了一反旧制的宫北市南的都城新格局。此外,五凉文化在经学、玄学、史学、文学、佛学、天文地理、艺术、建筑等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使得河西地区成为同时期整个北方文化最为繁荣发达的地区。这一时期河西地区呈现出文教昌明,学术繁荣的景象,成为凉州文化的高光时刻。

  作为外来宗教,佛教文化在这一时期沿着丝绸之路经河西走廊传入内地。凉州成为中国北方地区佛教的中心和佛教东渐的中转站,率先成为佛教“中国化”的创新之地。东来西往的佛教僧侣汇聚河西,大力传播佛法;印度、罽宾、龟兹等地高僧,如鸠摩罗什、昙无谶等沿丝路来到河西,译经传教,最终使佛教经河西植根中原,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源于印度的石窟艺术随佛教东传,经西域传入河西,北凉沮渠蒙逊在凉州南山兴凿石窟,以天梯山石窟为代表的“凉州模式”诸多石窟,先后在河西地区开凿传播,先后影响了云冈、龙门等中原石窟艺术风格。此外,粟特等中亚、西亚民族人口大量涌入河西,胡文化亦随之传入,祆教、景教、摩尼教等宗教也相继传入河西。后凉吕光将征西域时所获的“奇伎异戏”与河西音乐元素加工融合形成一种新乐种——西凉乐,后流传至中原地区,隋唐时被定为官方正乐。隋唐九部乐中,西凉乐、龟兹乐、天竺乐、康国乐、疏勒乐、安国乐都是经由河西传入中原而盛行于宫廷。唐代著名的宫廷大型歌舞曲《霓裳羽衣舞》就改编自西凉乐舞。至于西域百戏、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等,也是在河西流行并风靡。

  此后,五凉文化经五凉政权与南朝遣使问聘、互赠书籍,僧侣传教交游,河西文人南下流传到关中、江南,对中原文化的复兴产生了重要影响。北魏灭北凉后,全盘继承了五凉文化成果。五凉文化在北魏儒学、礼乐、典章制度、文学、乐舞艺术、佛教文化、都城营建等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对北魏政权的文化进步及后来中原的文化复兴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隋统一中国后,五凉文化作为隋唐文化重要源头之一,汇入了隋唐盛世统一的文化之中。对此,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给予了充分肯定,指出其“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魏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

  凉州词中的盛唐气象

  隋代,宰相裴矩来到河西“引致西蕃”,吸引西域诸国来内地贸易,隋炀帝亲巡河西举行“万国博览会”,此后形成了“商旅相望,不绝于道”的局面,有力推动了丝路商业贸易。唐代是河西地区丝路贸易、文化最繁荣的时期,“天下富庶者无如陇右”,河西成为当时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唐王朝对河西附近的吐谷浑、党项、突厥、吐蕃等民族,实行“甲兵休息,互市交通”政策,出现了“彼此丰足,皆有便宜”的局面;同时,在丝路设驿馆制、较大客商聚散地设市并委派市令,保障了河西丝路贸易的兴旺发达。“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旅往来,无有停绝”,在社会安定和农牧业发展的基础上,凉州物繁人富,丝绸、瓷器等与西域物产多在凉州交易,突厥、回纥、大食、波斯等胡商客居凉州从事转手贸易。

  丝路贸易的繁荣,将凉州文化的包容性发挥得尤为淋漓尽致。著名诗人岑参在诗中写道:“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元稹的《西凉伎》一诗中,也对凉州的繁华景象进行了描述:“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在繁荣开放的大唐盛世,当时的凉州成为丝绸之路上名副其实的贸易中心和中西方文化荟萃之地,经济文化空前发展,中外交流空前频繁,孕育出了独领风骚、千古绝唱的《凉州词》,成为唐代诗歌中重要题材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王翰、王之涣等杰出诗人,写下了“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等脍炙人口的诗篇。《凉州词》以其壮阔苍凉的边塞景象,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为繁荣兴盛的唐诗带来了一股厚重悲壮之风,成为凉州文化一颗璀璨明珠,彰显出独特的文化魅力,闪耀着绚丽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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